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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中国外交战士——印尼归侨谢志琼

2018年7月12日

1964年,在中国和印度尼西亚友好关系不断发展的形势下,雅加达中华中学开办了印度尼西亚文翻译速成班,编班于高三第4班。生源来自印尼各大城市华校的优选高中生,学生全部住校。速成班的任务是力求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基本掌握中文-印度尼西亚文翻译技巧的人才,以满足中印尼两国友好交流及相关工作的需要。学习方式是边学边干,学用结合,不断提高学习和运用语言的质量。同学们在一起学习和生活,相互关怀,相互学习,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留下当年难忘的印象和美好回忆。这份友情一直延续至今。

谢志琼是我们翻译班的班长。他体型高大,平时话不多。但他聪明好学、认真刻苦。虽然刚入学时印尼文基础很一般,但经过他的努力,语言水平不仅提高得很快,业务也达到了拔尖的水平。为此,他被选派到中国驻印尼南加里曼丹马辰市领事馆协助工作,1965-1966年,他在协助驻印尼使馆工作期间,印尼反华势力袭击中国大使馆,他在维护中国尊严的斗争中表现突出,受到表彰。随着中国印尼两国关系形势恶化和断交,他于1966年4月随使馆工作人员撤回国,在北京中央直属机关工作。1988-1993年,先后被派往我驻菲律宾和印尼大使馆担任一等秘书,期间又多次为中国中央领导人出访印尼以及印尼领导人访华担任翻译,在双边重要外交活动的翻译工作实践中,他的翻译水平不断提高,不仅精通印尼语还熟练掌握英语,对印尼国情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和了解,成为公认的印度尼西亚问题专家和杰出翻译人才,为促进中印尼两国和两国人民的交流和友好合作积极工作;为国家的外交工作作出贡献。

出生贫寒  历任班长

谢志琼1944年生于印尼西加里曼丹省的山口洋市(Singkawang)一个贫寒的家庭。他在十二位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九。

志琼的小学至高中就读于雅加达中华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一向优秀,是班上的模范生。由于家中贫寒,他中学时靠送报和当家教来补贴家用。初中三年级他任第4班班长。这个班生源复杂,多是雅加达各学校转读的学生。他处处以身作则,带领同学们遵守校纪校规,团结友爱,引领班集体在校方举办的几项班际竞赛中处处领先。当年,正好是处理印中双重国籍问题的头一年,他主动帮忙同学选国籍。高中一、二年级以及翻译班专科(即高三4班)时,他一直任班长。1963年,西爪哇发生严重的烧、砸、抢排华事件,班上有几位来自苏甲巫眉同学的店铺遭到空前破坏,家中生计面临困难,他与班主任向班上同学筹款,捐助受难同学,并安排他们从事送报和家教等工作来渡过难关。1964年,华中建校25周年校庆,校方搞了几天的文娱演唱会,他忙里忙外,乐于当后台无名英雄。翻译班成立后,他还介绍了优秀的同学加入该班。

刻苦钻研  品学兼优

在翻译班,志琼学习刻苦用功。为了尽快掌握翻译知识,他废寝忘食,每天拿着小本子,硬背他从报章中抄下来的印度尼西亚文词汇。在我班外出执行任务时,休息期间,他也分秒必争,拿着小本子孜孜不倦地学习。对于记单字生词,一般同学只读一两遍都感到可以了,而他起码要读上十遍八次。谢志琼具有掌握学习进度同时兼顾学习质量的能力,当同学只读懂一本书之时,可能他己读完两三本书了。

谢志琼知识渊博,回国工作期间,浏览多种书籍,不断收集各种印尼文常用及专业用词汇,背诵并翻译毛主席诗词等。

热爱祖国  对党忠诚

谢志琼的初心是学好本领、报效祖国。他一向认真学习党的方针政策,在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1963年3月5日,毛主席号召全国人民向雷锋同志学习,谢志琼积极响应,1965年,在他即将离开印尼时送给张庆科同学的《青春之歌》一书中把雷锋金句抄给庆科,与之共勉:“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的火热,对待个人主义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另附上自己的留言和决心:政治立场坚定不移,业务水平过硬,为人类最壮丽的事业贡献一生!

谢志琼、冯月品伉俪养育了一对子女。男叫谢挺,女叫谢进。我想起罗广斌写的脍炙人口的小说《红岩》,重庆地下党出版的报刊就叫“挺进报”,可见志琼对党和国家所抱的理想和情操。

谢志琼热爱并一心向往祖国。回国后,他对工作兢兢业业、精益求精,对党小组政治学习抓得较紧,在单位工作期间,他努力提高业务能力和理论水平,利用业余时间复习,主动参加英语自学考试,成绩优良,还进修新闻学和政治经济学,1998-1999年积极参加党校培训班的学习。对学习,他一丝不苟。一次,就是在中联部党委组织局领导学习会上,他正好感冒发烧,仍认真准备发言至深夜,第二天竟然在讨论会上晕倒,不省人事。

为人和蔼厚道

谢志琼为人厚道。不少与他交往过的印尼华人朋友反映,老谢平易近人,待人诚恳,从不摆“官”架子,和他交谈可以推心置腹。尽管他在中央机关工作,身担一定领导职务,但一有机会见到印尼和香港的同学,就询问并关心同学和同事的困难,为他们的进步和生活好转而感到高兴。在一封信里,他对曾是翻译班的在印尼和香港的同学的事业发展也提供了资讯和意见,并表示愿为他们搭桥牵线,字里行间,体现了他对校友的关心和期望。

中印尼复交后在中国大使馆

努力工作  表现突出

1990年8月8日,中断了23年之久的中国、印尼两国外交关系终于得到恢复,两国很快开始在对方首都重新设立了大使馆。谢志琼作为外交官被派往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任一等秘书兼大使的印尼文翻译,参与了重建使馆和推动两国尽快恢复友好合作关系的工作。

1981年9月谢志琼为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姬鹏飞和从荷兰来华访问的印尼华人社会活动家萧玉灿做翻译。

对于谢志琼在使馆工作期间的表现,复交后的首任大使钱永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钱大使说,“由于两国断绝往来已有23年之久,相互严重缺乏了解,而且还可能存在不少偏见和误会,因此复交后使馆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努力促进相互了解,增加相互信任。谢志琼出生于印尼、成长于印尼,多年来一直从事有关印尼的研究工作,对印尼的历史、社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十分熟悉,对印度尼西亚的形势变化和两国关系中存在的问题都十分了解。因此,他在如何推动两国增加相互了解,尽快恢复友谊方面提出了不少中肯的意见和建议,对使馆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建馆初期,使馆确实是人生地不熟,一个朋友也没有。即使有人主动来联系,我们也不知其背景,不敢轻易相信。对于印尼的政治人物和各界头面人物更是知之甚少。在这方面,谢志琼有着独特的优势。由于他出生在印尼,在印尼接受教育,有着广泛的人脉关系;又由于他在两国断交前曾在中国领事馆协助工作,亲历了两国关系恶化的全过程,他对许多知名人物的历史背景和情况都有一定的了解。因此,谢志琼在复交建馆初期的交友工作、打开局面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全馆同志的共同努力下,使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就从‘举目无亲’变成‘朋友遍天下’,这从使馆在举行各招待会时,许多部长、高官和各界知名人士拥跃参加的盛况就可得到证明。”

钱大使说,“谢志琼的另一个优势就是他的高超的印尼文水平。印尼与其他东南亚或南亚国家不同,英语使用并不普遍。一般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和中高级官员才会讲英语,而总统和许多高级官员都习惯讲印尼语,主要报刊媒体也都使用印尼语。因此,掌握印尼语是在印尼做好工作的重要条件。”

钱大使说,“我在复交初期,对外活动特别繁忙,凡是拜会总统、部长、各界名人以及会见记者等等,都离不开谢志琼的翻译。特别重要的是,我国领导人以及许多部长级代表团来访印尼时都要会见印尼总统以及其他有关领导人,翻译的重任就要由谢志琼来完成。谢由于在印尼出生并受教育,印尼语可以说是他的母语。再加上他受过一定的翻译训练,又有多年的翻译实践,他的印度尼西亚语的确有很高的造诣。他的口语翻译得到了印尼方的一致好评。有些印尼人说,谢的印尼文水平比许多印尼人还好!”

谢志琼给我们大家的印象是生活简朴,作风沉稳,谈吐睿智,从容淡定。他担任翻译时,更显得干练成熟,挥洒自如。他赢得了中联部各级领导的信任,重要的外事翻译工作多让他承担,他的翻译语言表达准确、灵活、优美,娓娓道来、动听可亲,翻译诗词还保持原有的艺术性,可谓达到“信、达、雅”水平,得到外宾各方的赞赏。连当年的苏哈托总统都翘起大拇指称赞他的翻译很棒(印度尼西亚《希望之光报》曾有过报道)。1990年底,苏哈托总统访华时特意送给他一千美元,以示感谢其出色的工作,在难以婉拒的情况下,他将这一千美元上交组织。

在对钱永年大使的书面采访中,钱大使指出:谢以他多年的对印尼工作的经验和高超的印尼文翻译能力为使馆建馆初期的对外工作作出了贡献。并在几次参加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尼的工作中,表现突出,多次受到我驻印尼使馆领导的表扬。

钱大使还说,“印尼是世界上华侨华人最多的国家。由于历史的原因,华侨华人问题一直是两国关系中的微妙问题。使馆必须坚决执行中央的政策,正确处理好华侨华人问题。复交初期,华侨、华人一般都对中国缺乏了解,且鉴于反华排华的历史经验,很多人都心怀疑虑,不敢同使馆人员接触。社会上仍广泛流传着华人都是富人,控制着印尼70%的经济等等不实之言和许多偏见。而且,当时还存在着要遣返2000多名非法移民和解决二、三十万无证华人的国籍问题。这就需要使馆做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向我国政府提供资料和建议,在华侨华人中广泛结交朋友,和印尼政府有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等等。这一切,对于一个刚恢复建立的新馆来说,无疑是十分艰巨的任务。所幸,在全馆同志的共同努力下,这些任务都得到了很好的完成。谢志琼在这些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由于他在印尼有许多同学、朋友和熟人,其中有些已经成为巨商大贾和社会知名人士,这为我们的交友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们了解到,华人中的富人是极少数,居住在大中城市的华人大部分属于中产阶层,而居住在小城镇和边远地区的大量华人、特别是农民和渔民,生活还相当贫穷。为了了解真实情况,在印尼华人朋友和地方政府的安排下,谢曾陪同我去西加里曼丹、廖内和苏拉威西等边远地区的城镇和农村考察访问。在西加里曼丹省的山口洋县,我们访问了谢的家乡,参观了农民的家,发现他们确实家徒四壁,十分贫穷。这证明了所谓华人都是富人的说法是十分荒谬的。”

谢在使馆工作三年多,一贯勤勤恳恳,经常工作到深夜。他为人谦虚和善,从不以使馆印尼文一把手和印尼问题专家自居,群众关系很好。他和大使配合默契,是大使的得力助手。”其他同志也反映,谢志琼很少计较小事,心地善良,愿意帮助别人,从不讲别人坏话,深得身边同事的信任和拥护。

钱大使还特别指出,“谢还有一个突出的优点就是组织纪律性强。谢是归国华侨,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都生活在印度尼西亚,而且都已加入了印度尼西亚国籍。但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和组织对他的信任,他终于回到出生地和原侨居国来工作了。组织上对谢作出一些相应的规定和纪律。谢在使馆工作期间很好地遵守了这些规定和纪律,值得其他一些华侨出身的使馆工作人员学习。”

踏实奉献  成就斐然

谢志琼不仅口译过得硬,而且对理论问题善于思考和探讨,对业务工作有一定综合分析能力,对印尼政局的评论和预见也具有一定专业水平。在使馆工作期间,他在安排代表团互访以及对外交友方面,主动积极,热情友好,认真负责,给各方面留下良好印象。一年起草电文200份,承办了大多数中、印尼两国副部级以上重要代表团互访的联络工作,并做了大量领导交办的工作,工作中发扬拼搏精神出色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关心集体、团结同志,待人热情诚恳,积极主动的抽出时间协助办公室购置使馆设备,受到办公室的好评。作风廉洁,严于律己,在印度尼西亚有很多朋友,但从不利用个人关系谋私利。

1965年印尼发生9•30事件,他因此于1966回国后,经细致刻苦钻研,写了有关该事件的分析资料,来龙去脉条理清楚,得到领导和同行的肯定和赞许。阅读过他的调研文章的同事评估说,他写的文章有深度、有新意、文笔精炼,形成自己的风格,可读性较强。他还翻译过《印度尼西亚九卅事件》、《外国记者眼中的印度尼西亚》、《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与发展》以及印度尼西亚著名社会活动家、华裔学者萧玉灿以及印度尼西亚土著企业家兼社会活动家苏坎达尼的著作。总之,他勤勤恳恳、踏实奉献、成就斐然。谢志琼曾在1998年印度尼西亚发生的惨绝人寰的排华屠华暴行中给我(本文作者何尚斌)的一封信中这样写下他的抱负:“印度尼西亚金融、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成为举世瞩目的事件。我一直关注事态发展,并作为学习重点和研究的课题。……全面深入地剖析印度尼西亚三大危机的深层根源和苏哈托政权长期专制腐败统治,对研究其潜在危机,危机暴发和未来发展趋向是至关重要的”。

谢志琼1993年10月调任中国人民争取和平与裁军协会副秘书长,1993年8月任中国印尼经济社会文化合作协会理事。他还参加了中国大百科全书科学社会主义分册有关印尼条目的撰稿工作。另外,他还从未停止关心侨务工作。自1995年始兼职北京市侨联副主席和印尼归侨联谊会顾问二十年有余。1995年9月,他在参加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工作中做出显着成绩,受到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中国组委会书面嘉奖。

何尚斌、伍捷达、朱锦雄

(主笔:何尚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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