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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身从事华教的杨新容

2018年10月18日

金秋季节,笔者驱车来到龙海市白水镇金鳌村探访印尼归侨、华侨教育家杨新容的祖籍地继鳌堂,追寻杨新容的人生足迹。

家庭身世

继鳌堂是杨新容父亲杨南离于1935年所建的,占地2000多平方米,共有38间房子,整体建筑呈“同”字形布局,正中央为杨氏家庙,供奉祖上牌位,体现了中华民族重本尊祖的优良传统,紧随其后的是正屋“四知堂”,为主人待客、休憩之所。祖厅前西侧各建有一厅两房无隔间的护厝,右曰“东园”,左曰“秋圃”,东西各有门楼,祖厅左右过水门上书曰“善养斋”和“可乐居”。与祖厅并齐的左右各有护厝环抱,祖厅后一列式护厝九间,中间小厅门横书“四知堂”。

杨南离(1879-1955)从小白水营的药店当学徒,十九世纪末跟随亲戚到新加坡从事“侨批”生意,因为讲究信义,赢得华侨的信任,生意蒸蒸日上,渐渐成为规模仅次于天一总局的水批商行。1921年后,东南亚一带因战后经济不景气,杨南离便把发展的主要阵地转移回了国内,并在1935年回老家金鳌村兴建继鳌堂。继鳌堂有一对联:“南国营商躬行信义方能满载而归荣故里,离乡雅操手续完全始得同胞洽望贺新基”,体现了主人杨南离的名字,及其海外经商过往。

杨南离之家是个进步华侨家庭。1906年孙中山到新加坡领导革命时,杨南离带头捐款,并积极协助孙中山发动华人华侨资助革命,为辛亥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长子杨欣木随父亲在南洋经商致富。受父亲影响支持辛亥革命和抗日战争。1940年左右在印尼和新加坡为八路军筹集到大量的药品和资金,在通过缅甸准备运送到抗日根据地时,在一次运输队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中失踪。杨南离第五子杨新田于1937年至1938年两次随父出国到印尼学习水客业务。1939年为逃避抓抓壮丁而单身再次出国到印尼,转新加坡欧罗拉百货公司工作,在新加坡居住约14年,1947年在当地参加中国民主同盟。1951年6月被新加坡殖民当局以政治嫌犯捕禁至1952年1月,释放后仍受监视不能自由,于1952年9月回国。杨南离的女儿、杨新容的妹妹杨秀莲是印尼著名侨领汪大均夫人,前华校教师、前印华妇女协会主席,被誉为“华族妇女的楷模,为人师表的典范。”

杨新容,原名杨欣荣。1907年3月出生于家乡。杨新容有十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二,1913年起先后在家乡私塾和碧溪就读。后因家庭贫困而停学,在白水墟贩卖糕饼油条两年,后又当了一年学徒。1922年春,杨新容考入海澄县私立树人小学续读。1923年夏天高小毕业。他得悉厦门集美学校师范部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就考入该校师范部就读。

当时,正值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大革命时期,集美学校在一些进步师生的影响下,反帝反封建军阀的革命思潮不断高涨。杨新容在新思想的熏陶下,开始接受革命启蒙教育。1925年10月,他由刘端生介绍国民党左派地下组织“革命协进社”,参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募捐支援上海“五卅”罢工工人的活动,还参加了“革命协进社”组织的回乡宣传队,到海澄县和家乡宣传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抵制日货的活动。1926年秋,杨新容因反对校长叶渊无理开除爱国的学校领袖,参与发动集美学校第三次学潮的第三次罢课风潮,同年12月,风潮失败,杨新容为罢课领导者之一,被迫退学回乡,遂即参加海澄旅集同乡会宣传队,声援北伐,进行革命宣传。同时应邀参加海澄县首届各界代表会议,被会议选派赴福州,逮捕逃亡县长郑拔甘,押解回县治罪。1927年1月,经中共地下党负责人陈剑垣、钟盛道二同志介绍,杨新容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同年2月10日,杨新容回金鳌村与陈衍结婚。十天后被地下党派到漳州农工运动讲习所学习受训。二个月后,因发生国民党“清党”事件,讲习所提前结束,他回家乡暂避一段时间。12月,杨新容到鼓浪屿光华小学任训育主任,同时任中共鼓浪屿支部宣传委员。

1928年8月,杨新容1928年在上海大厦大学预科、中华艺术大学中国公学读书。期间曾担任闸北区委宣传部联络员,配合天津学生请愿团参加第二次赴南京请愿活动。1932年,返厦执教,并参加“反帝大同盟”等革命组织。因厦门党组织遭破坏,1934年9月,前往印尼。

千岛执教 抗日救国

杨新容转移到印尼后,先到中爪哇梭罗华侨公学担任一年的训育主任。1936年1月,他应闽籍华侨创办的巴城新华学校之聘,到该校任教,任训育主任。1939年6月,新华学校陈新盘任校长11年半之后辞职,转而经商,由杨新容(海澄接任第六任校长。在杨新容的努力下,学校校务继续发展。1942年学生增至450人,教师16人。

杨新容抵达在印尼的头几年,他的大哥杨欣木已是巴城一家百货公司经理。一些经商的亲友和同乡纷纷劝他弃教从商,另谋出路,表示愿意无条件提供种种资助,但他毫不动心,宁愿过着清贫生活,甘当“蜡烛”,愿作“春蚕”,矢志不渝地献身于华侨教育事业,并以教师职业为掩护,秘密团结爱国人士进行抗日救亡活动。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杨新容积极联络爱国华侨成立“捐助祖国慈善事业委员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活动。在“南侨总会”的统一领导下,他组织和领导了新华学校和其他爱国侨团、侨校开展各种募捐和宣传活动

他和蔡林辉、叶景宗一起立即组织教职员工成立该校抗日救亡筹赈会,发动师生开展持续数年之久的抗日救亡运动。杨新容发动教师结合日常教学,从报章刊物中编选有关抗战资料,或从历史材料中选择故事题材,通过课堂向学生宣讲;还指导、组织学生给抗日前线将士写慰问信、寄慰问品,组织学生钱箱队,从1937年下半年至日本南侵前,利用课余时间和节日上街进行抗日募捐。当时新华学校的募捐成绩位列巴城侨校的前茅。

1939年,杨新容和蔡林辉、叶景宗还暗中主持给八路军募捐工作,并带头每人每月捐100盾,发动校内外的进步师生和学生家长捐献,然后以“李秀英”化名把捐款汇回八路军驻广州办事处。不久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派人到巴城找到了杨新容,正式恢复了联系。1940年,杨新容还发动募捐荷币6000盾(折国币5000元)捐建八路军一个野战医院,其中由巴城和泗水华侨各负责3000盾。

日本南侵前,杨新容等人在巴城组织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建立“文化先锋队”,在泗水建立“民族先锋队”,为后来建立“爪哇反法西斯大同盟”打下基础。

1941年冬,日寇在太平洋燃烧烽火,翌年初,侵略军登陆西爪哇,占领巴城、泗水,荷印政府宣告投降。日军穷凶极恶,嗜杀成性,恣肆搜捕抗日人士,一时豺狼当道,阴霾蔽天,广大华侨惶恐不安,为保人身安全,纷纷离家避难。杨新容等同仁也避居西爪哇山区。他们保持民族气节,坚决不与日军当局妥协,自租山地种植蔬菜,维持最低的艰苦生活,养精蓄锐,等待时机。为寻找一个合法公开职业作掩护,事先学习了用木薯粉代替面粉做蛋糕手艺。他们向亲友借300盾,于1943年迁回巴城后,由杨新容主持办了一个“大同蛋糕厂”。蛋糕厂开办,销路很好。这个手艺迅速传授给各地的抗日朋友,并将头年赚得的5000盾分发给各地做开办蛋糕场的经费。泗水、三宝垄、万隆、梭罗、日惹、玛琅、谏义里等地很快办起了蛋糕厂,为抗日活动提供联络掩护的场所,为革命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1943年底,杨新容等人为统一各地抗日活动组织,经过筹备,在牙律召开各地抗日组织代表会议,决定统一各地抗日组织的名称,定名为“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简称民大),通过了“民大”章程,提出了团结全体华侨,联合印尼民族共同抗日”的口号,并明确当务之急是“宣传并拥护祖国的团结抗战”、“抵制日军侵略,孤立和打击日军”。会议通过了建立“民大”总支部为领导核心,一致推选杨新容为总支部书记、洪骏声为副书记、林降祥为组织委员、郑曼如为宣传委员、苏朝源为青年委员、詹培为联络委员,下设西爪哇、中爪哇、东爪哇三个支部,杨新容兼任西爪哇支部书记。

“民大”重建后不久,就在爪哇各大城市和乡镇发展盟员1000多人。在杨新容的领导下,他们秘密收听盟军广播,油印传单宣传反法西斯战争的捷报,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残暴统治。

支持印尼独立斗争

抗日战争胜利前,杨新容在万隆召开“民大”领导核心的第二次会议,谈论研究日本投降后,如何更广泛地开展新的爱国民主主义运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第三天印尼宣布独立,成立印尼共和国。杨新容于9月初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客观形势,采取应对措施,决定由杨新容起草一篇“告各界爱国华侨书”的时局宣言,号召广大华侨加强团结,积极支持印尼的独立斗争。

宣言印成中文和印尼文两种文字的宣传单,由各地区的组织于同一天凌晨,在全爪哇各大、中、小城镇同时张贴,引起了很大反响。印尼人民和华侨纷纷响应表示支持。后来在充满动乱和激烈斗争的印尼民族独立运动过程中,中印人民友好合作成为主流。虽然有的地方发生了极端的反华行动,但始终没有发生大的民族冲突,许多地方的华侨财产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这可以看出时局宣言所起的积极作用。

1945年8月,日军投降,印尼共和国成立后,10月由杨新容继续接任新华学校第八任校长。他一方面积极筹集办学经费,推动学校董事会改组,另一方面。积极筹资扩建校舍。40年代末至50年代,先后兴建一个可容1000余人的大礼堂,一栋图书馆,数十间教室及幼稚园等。1949年增设初中部,吸收不少青年才俊充实师资力量。学校有幼儿园、小初中,学生由1945年的810人,增至1947年的1325人。1952年教师增至50余人,学生已达1800余人。1947年,为纪念学校成立41周年及战后重建,举行盛大纪念庆祝会并出版《新华学校41周年纪念特刊》一册,图文并茂,记叙该校的发展沿革及创业历程。1952年,该校曾遭火灾,大礼堂及部分教室被焚毁。经全体董事、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大力支持迅速重建。

杨新容除主持校政外,还积极参加爱国华侨社团的组织工作。他参与发起雅大中贸易有限公司,也是雅加达《生活报》的发起人和董事之一;发起组建“中华民众生活社”,任该社理事,又是雅加达中华教师公会的发起人和主席。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雅加达几十个爱国侨团共同发起成立“华侨团结促进会”和“庆祝中印建交工作委员会”,推举杨新容为两会主席。1950年,中印建交,印尼华侨在当地召开欢迎首任驻印尼大使王任叔履任大会,杨新容被推荐为欢迎大会的主席并致欢迎词。雅加达各侨团又联合成立“中华侨团总会”,杨新容先后担任总会文教部主任和总会副主席等职。

1951年8月,印尼发生“八•一六”事件,杨新容和其他数十位爱国侨领被印尼当局以“危害印尼治安”的所谓罪名逮捕,禁于西爪哇芝槟榔监狱。在监狱和法庭里,杨新容同印尼当局进行了义正言辞的说理斗争。印尼当局因查无实据,在被关押75天后,予以无罪释放,但仍无理被“市内软禁”,不许离家外出三个月。

解除拘留后,杨新容继续主持新华中小学的建校工作和行政领导工作,继续从事华侨社团的各项爱国进步活动,直至1953年1月根据组织决定,举家返回祖国。当地侨团负责人林降祥说:“杨新容是一位教育家,是关心培养进步力量而贡献一生的可贵人物,是当时全爪哇‘抗日民族解放大同盟’的领导者之一,是印尼华侨社团进步势力的代表”。

回国定居 继续从教

1953年1月15日,杨新容回国后,由于中侨委北京华侨补习学校的需要,杨新容被任命为北京华侨补习学校副校长,参加建设新校舍和领导工作,为该校的组建和归侨学生的教育、补习、升学、安置做了大量工作。

1956年,陈嘉庚向中侨委要求调杨新容来厦门集美主持集美侨校的工作。中侨委尊重陈老先生的意愿,杨新容于是年5月调回集美,担任集美华侨补习学校校长。杨新容在集美侨校期间,全力开展工作。该校自1954年至1966年,共接收来自二十多个国家和地区近二万余位归国侨生入学。1966年正好赶上“文革”和印尼的排华,集美侨校再次迎来2000多位印尼华侨学生,使集美侨校学生总数突破4000多人,一部分低年级的侨生被分流到集美中学和市内其他学校就读(1961年在校侨生多达三千余人)。集美侨校设有初、高中预备班;初高中各年级补习班;理工、医农、文科三大类大学先修班(升大学补习班);还有高中各年级正规班。学校按照归侨学生随到随收,按实际程度编班上课,并根据归侨学生的具体情况,实行“缺啥补啥,重点补习”的教学原则。1957年至1960年,集美侨校还曾附设集美侨属子女补习学校,招收广东和福建两省侨属子女来校补习。在这一期间,集美侨校先后有三千多人考上全国各地高等院校,四百多人考上中专,有一万三千多人经过考试成绩合格分送到全国二十几个城市的正规中学继续学习。集美侨校为国家和侨务工作培养了许多人才。集美侨校成了当时全国最早的、影响最大的华侨学生补习学校,吸引着千千万万海外赤子之心,海内外侨胞称集美侨校是“侨生的摇篮”。

杨新容历任第二、三、四、五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中国归国华侨联合会委员、福建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政协厦门市委员会常委。

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所有的华侨补习学校都被迫停办,杨新容也受到迫害,身心受到重大的创伤。

1978年,杨新容得到平反,住进厦门鼓浪屿疗养所疗养。在他晚年健康一度好转时,仍不甘闲坐,先后担任厦门市侨联副主席以及集美学校委员会主任和顾问,并参与集美侨校复办的筹备工作。

杨新容老校长由于长期患病,病情恶化,抢救无效,不幸于1982年1月22日在鼓浪屿医院辞世,享年75岁。厦门市有关部门在市政协礼堂为杨新容举行隆重的遗体告别仪式。会场静默肃穆,备极哀荣。

2007年,集美侨校等出版了《缅怀与敬仰--纪念集美侨校老校长杨新容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刊。

杨新容一生爱国爱民,参加革命和抗日运动,终身从事教育和华教工作,为国内外培养了无数的青年一代,鞠躬精粹,死而后已,永远值得后人景仰。

郑来发(中国)

(作者系《漳州华侨华人通史》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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