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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黄宗孝与中国酒精厂

2018年10月26日

黄宗孝,祖籍福建同安县,1905年1月20日出生于印尼中爪哇三宝垄,是著名华商黄仲涵的第四个儿子,为黄仲涵第五个妻子所生。幼年在三宝垄荷华学校接受教育,天资聪颖,深受黄仲涵的宠爱。黄仲涵在世时,效法其父黄志信,在众多子女中,挑选了他认为有才干、能继承黄氏家族事业的两个儿子黄宗宣和黄宗孝加以蓄意培养,作为他事业的接班人。1924年黄仲涵临终时立下遗嘱,把建源贸易有限公司的产业交给黄宗宣、黄宗孝、黄宗节、黄宗燕、黄宗翼、黄宗诒、黄宗谋、黄宗雄8个儿子继承经营,并指定黄宗宣、黄宗孝为建源总公司的接班主持人。

黄仲涵去世时,最小的儿子黄宗才尚未出世,后来他长大后,其兄弟也培养他参加公司的经营。对其他的子女,黄仲涵另立遗嘱,分别分给他们一定的遗产,但不许他们插手建源公司的业务。

建源公司第三代掌舵人

黄仲涵逝世后,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即由黄宗宣(25岁)和黄忠孝(19岁)两人主持经营。当时其他六兄弟尚小,在学校受教育,黄宗才则1925年才出生。黄宗宣、黄宗孝主持建源公司以后,首先采取措施在世界各国进一步建立分支机构,扩大国际贸易。1925年在印度加尔各答、1926年在孟买创办了分公司,把过去由伦敦分公司向印度间接经营的糖业改由这些分公司直接经营。建源公司以这两地为据点,进一步把它的贸易扩展至科伦坡、卡拉奇、巴夫纳加尔、奥卡港和布迪奔多尔等地。1928年在卡拉奇又设立一家分公司,作为向伊朗、阿富汗、旁遮普、俾路支土坦及印度西南等地进行贸易的重要集散中心。除经营爪哇糖外,1930年还从印度孟买、卡拉奇出口羊毛、棉花,1931年从加尔各答出口麻袋。1929年后又先后在中国的上海、厦门、广州、天津以及香港等地设立了分支机构。

1928年,为了适应国际国内贸易的发展,建源公司建立了中爪哇仓库有限公司,在三宝垄、泗水、岩望、普波哥等地设立办事处,其仓库除自用外还出租,同时还设立了经营土地及房产的公司。建源公司这个时期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1929年经济危机爆发后,糖业一度萧条。因此建源公司将其贸易扩大至其它领域,先后经营皮革、橡胶及电影业,并从西方直接输入棉布、消费品及肥料等等。1935年至1942年经济复苏后,建源公司在楠榜、坤甸、马辰、占砷等地大力经营橡胶业,赚不少钱,且曾有“印尼橡胶大王”的称号。 

但是,这个时期建源公司尽管一度有所发展,总的说来,自1929年经济危机以后却逐步走下坡路了。1929年经济危机打击了建源公司的经营。1929年至1930年雅加达建源分公司一度关闭。1931年由于经营一再亏损,黄宗宣对经营已丧失信心,于是,他退出了建源公司,带着属于他的那份资产,另谋出路去了。这对公司来说,无疑又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从此以后,建源公司的重担就落在黄宗孝一人身上。

黄宗孝领导建源公司度过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进一步扩展了业务。1932年在泰国曼谷,1948年在美国纽约、缅甸仰光,1950在巴西等地开设了分公司。这些分支机构的建立在组织及经营范围方面,使建源贸易公司继续取得某些发展。

黄宗孝如祖父黄志信、父亲黄仲涵一样,十分重视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他遵照父亲的嘱咐,将七个兄弟宗节、宗燕、宗翼、宗诒、宗谋、宗雄和宗才送到欧美各国接受高等教育,后分配他们分别主持美国、荷兰、新加坡、泰国及印尼等地建源总公司所属分公司的工作。黄宗孝还选拔了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经营管理技术人才在建源各地公司或部门中担负重要职务,全权委托任用他们担任建源各地公司或分公司、工厂的经理、会计师、主任工程师、部门的主任等高级职务,且服务都达几十年之久。不少人直到年迈才退休。他们忠心耿耿地为黄氏家族及建源公司的发展贡献毕生精力,立下了汗马功劳。这在当时其他一些华侨工商界中只重用和信任亲戚和同乡的做法是完全不同的。 

1942年,日寇占领了印尼及东南亚各地,建源公司的事业再次受到沉重的打击。日本投降后,建源公司在黄宗孝领导下重新恢复发展。印度尼西亚独立后,为适应局势的变化及战乱后建源公司资本大为削弱的情况,黄宗孝准备改组建源贸易有限公司,发行股票,向外界招股,试图把建源公司改组成原住民及非原住民共同合作经营的企业。但是正当他积极筹备策划时,不幸于1950年1月21日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终年才45岁。黄宗孝的去世,是黄氏家族和建源公司的又一重大损失。

在这以后,由于国际及东南亚形势的不断变化,加上过去几十年来一直辅佐黄氏家族的许多专业经理人员先后退休病故等原因,建源公司的经营已大不如前。黄氏家族没有一个能够挑起这副重担的继承者,又缺乏专门的经理人才,黄氏后人眼看着建源公司江河日下,无力回天。1961年7月,创建并经营了98年、盛极一时的建源公司在南洋风雨飘摇中内外交困,最终在印尼销声匿迹了。

印尼独立开国元勋

黄宗孝在经商的同时,积极参加华社活动。1927年,黄宗孝与几位三宝垄市参议员参与维护华人知识分子权益,当年有张添聪(荷总督范穆克顾问)、韩昭宗博士、叶鸿春、简福辉等,由此时起,黄宗孝就开始进入参政活动,1928年,他参与策划在三宝垄成立了亲荷兰的“荷属东印度中华会”。这是印尼土生华人最早的政治团体,以建源公司为代表,其会员主要是受过荷兰教育的土生华人知名人士、商人、华人官员,由简福辉当会长。该会宗旨是:承认荷印国籍法,成为荷兰属民,通过恰当和合法改善东印度华人的状况,促进华人教育与商业的发展,并保持和巩固同中国的文化联系。黄宗孝在1934年当选为“中华会”中央理事会理事。

1934年8月1日,建源总公司出资在三宝垄创办了印尼文报纸《太阳报》。主编为郭恒节,编辑人员包括苏达里约•佐克罗西斯沃罗、郑文良、黄基福、郭添清、蔡志良和萧玉灿等。该报坚决支持印度尼西亚民族独立运动。

日本占领爪哇期间,黄宗孝被日本军管局指定为三宝垄华侨总会会长,因为华侨总会是三宝垄获准成立的唯一华人社团。凭这个资格,黄宗孝获准使用在三宝垄的若干汽车之一,因此他也成为唯一拥有汽车的华人。在林天佑未刊的手稿中,林天佑极其谨慎地记录黄宗孝在那个时期鲜为人知的所作所为。他说,黄宗孝曾经要求释放被日本关押在泗水小学集中营的若干三宝垄华人,并保证他们在被释放后的行为。黄宗孝曾寄送药品给被关押在万隆芝马墟华侨总会的华人。据说黄宗孝也曾帮助若干遇到困难的华人。   

1945年 3月 1日由苏加诺总统与苏坡摩教授、雅明法学士宣布成印尼独立筹备委员 会(BPUPKI),这是为印度尼西亚1945年8月17日进行独立筹备之一协商组织,委员有60位,其中有5名华人参与,即林群贤、黄宗孝、陈英华、叶全明、黄长水。黄宗孝参与了共同拟定起草班查西拉建国五原则与1945年基本宪法以及华人的地位问题,并且选举首任开国正副总统,即苏加诺工学士、哈达博士各为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开国之正副总统。当时黄宗孝与林群贤的看法发生分歧,他主张华人应保持华侨地位,选择成为中国公民,不应加入印尼籍。

投资中国酒精厂

1933年,黄仲涵的儿子黄宗孝,为了实现父亲在祖国建工厂的遗愿,亲自返国观光,调查了创办工厂的可能性。他返回印尼后,即着手进一步开展与祖国的贸易。一方面黄氏家族的建源公司在雅加达和泗水两地举办了空前的国货展览会,另一方面着手筹备在中国上海兴建酒精厂。时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朱家骅在酒精厂创办过程中起了牵线作用。黄宗孝投资150万元,与国民政府实业部合资创办中国酒精厂,实业部占10%股份,黄氏家族及其他股东占90%股份,黄宗孝任命亲信黄江泉担任中国酒精厂的董事长。1935年3月31日中国酒精厂在沪正式开业。同年 4月1日,还专门编印了《中国酒精厂开幕纪念册》。内容分为卷首语、题字、序文、论文、摄影、广告六个部分。国民党元老林森题字“取精用宏”。纪念册卷首语这样写道:“这本小册子,虽不足代表敝厂之精神,但亦可以表明我们中国所创办的事业,我们希望在世界酒精事业上,崭露头角,还希望读者给予忠实的提携。”

中国酒精厂资本初定100万元,以后增至250万元。5月10日,酒精厂奠基并开始厂房建设,厂地为150亩。建源公司一方面从印尼委派了黄祥贤等专业管理人员及主任化学工程师到上海主持办厂,另一方面从从英国进口现代化机器设备。经过半年多的紧张施工安装,于11月16日正式建成投产。日产量为7000加仑,纯度达96%至97%。黄宗孝为了纪念其父黄仲涵的爱国精神,在工厂厂房前的石碑上刻有“继父前辉”四字。这一年8月,远在印尼的黄宗孝被国民政府聘为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局监察委员会副委员长。

中国酒精厂规模之大、设备之好,当时堪称远东第一。该厂所用原料,最初是来自南洋的糖蜜,后改用甘薯,采用阿明露混合法发酵生产酒精,这是中国酒精生产技术的重大革新。实现了中国酒精业的自给自足。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酒精厂遭到了轰炸并停产,陷入了发展的低谷。1937年9月14日《申报》(临时夕刊)报道了《敌炸毁浦东酒精厂》的新闻。据记载:1937年9月13日下午3时左右,又有日机五架,从吴淞口外洋面飞来,在白莲泾及附近乡村上空盘旋飞行窥探,滥施投弹轰炸不已,历时约半小时之久。日机先后投掷炸弹三十余枚,其中,大来公司栈房对过中国酒精厂落下炸弹二十余枚,所有厂房全部被炸毁无余,炸弹爆裂燃起大火,损失殊为严重。

1942年11月,中国酒精厂被迫与日方合作,改名大陆酒精厂,恢复生产。中方占51%的股权,日方占49%。董事会主席由中方担任,董事会成员则双方各占一半。但是到了1943年6月,日方突然提出鉴于军事需要,由日本驻上海的海军武官府出面购买酒精厂,完全无视此前达成的中日双方合办协议。黄江泉急忙向时任上海市伪市长的陈公博求救,表示不同意售卖酒精厂。陈公博即派下属卢祺文到海军武官府商谈,日方回答:此事已经决定,不容洽商。1944年3月14日《申报》报道了题为《白莲泾中国酒精厂被献纳于日本海军》的文章。可想而知,黄是被迫为之。此后,酒精厂购自英国的重要机器被运往日本。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派人接管中国酒精厂,一部分作为敌产处理,一部分发还给华侨。由于年久失修,机器设备和厂房均已破烂不堪。

1946年,黄氏家族利用中国酒精厂厂址,开办建源码头,零星经营国内外货轮装卸堆货业务。1947年,黄宗孝派其弟黄宗诒到上海担任建源公司经理。黄宗诒在上海遭到腐败的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甚至被诬蔑为汉奸通敌(黄宗诒在印尼曾因提议活动遭日军监禁,直至日本投降后才恢复自由)。黄宗诒气愤地离开上海到新加坡工作。1954年,中国酒精厂实行公私合营,改为上海溶剂厂。

在日本占领印尼时,建源公司在规定的条件下从事商业活动,曾被迫向日本人提供皮革等货物。战后,黄宗孝被荷兰人扣上“日本人的走狗”的帽子。

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印尼,作为企业家与大商人的黄宗孝、黄江泉在日本的军事和政治压力下,被迫与日本人采取了较为合作的态度。黄宗诒为此给予辩护,认为黄宗孝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维护公司经营,保全财产。黄江泉在上海也是有维持上海建源公司和中国酒精厂经营之意。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吴敏超在《抗战变局中的朱家骅与侨商黄氏家族》一文中说:我们需要超越既有的单一思维模式,分析黄江泉、黄宗孝在抗战前后的活动。抗战爆发前黄氏家族投资国内,并响应号召,捐款购机,获得一片赞扬之声,个人声誉大增。战争前期,黄宗孝因在南洋地区帮助推行救国公债和筹募抗战捐款而获得肯定。所以,至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他们被誉为爱国华侨。但是随着战争的蔓延,当他们身陷日占区时,人们几乎只关心一个问题:他们与日本人有瓜葛吗?如果他们通敌了自然就不再是爱国华侨,而要冠以汉奸之名,人人得而诛之了。问题是,爱国华侨为什么不爱国了?他们的处境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历史认知仅限于停留在贴一个爱国或是汉奸的标签,就可以止步了吗?

吴敏超提出应当探讨的问题是,商人与企业家在时代大变动时期如何协调自身事业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深入考察他们是怎样理解自身他们的所处的环境的,即需要对他们做出选择时的背景进行分析。

黄宗诒1987年接受日本人吉原久仁夫采访说了一段话:“作为华人企业或个人,我们正直行事。您也知道,我们没有强大的国家站在我们背后和保护我们,例如在日本。日本企业家有日本国作为后盾。英国人民也一样,有一个时期他们有强大的海军来保护他们。而美国人呢?他们认为美国国籍是强有力的保护工具。但是,对世界各地的华侨界来说,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他们被迫必须自己滚动和面对一切考验,而且只能依靠他们的精明和圆滑来坚持下去……”

近一个世纪过去,当我们力求进行客观冷静的历史叙述,展现战争年代的风云变幻时,隐约之间最触人心怀的,还是大时代中的生存真实与人物命运。

                                          郑来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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