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德国哲学家Jurgen Habermas的观点，充满理性的争论是民主之灵魂。

按照原则，凡所做的一切决定通过公开争论的考验后取得全体国民之间主观一致的接受，则这种民主制度下的政权就是合法的政权。关于上述政权，假定进行考验与争论政府的各项决策时，国民都能保持一种理性的态度，并富有智慧与尊重理据。

当然，实行民主制度的过程存在争论(健康和客观的争论)，而进行争论时，必然涌现出一批诉诸理性的国民，而这就是健康民主生活的先决条件。

公共空间是指国民进行考验一切(政府)政策的地方，但具消极因素。就积极因素而言，国民应还可以通过既有的民主制度的渠道，即理性地按照理据陈述各自(对政府)的意见或计划。

当一种合理的意见特别被加以提出的时候，社会百姓中出现的对立意见往往会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充满剧烈火药气氛。然而，经过健康的争论后，形成了一种为社会百姓谋福祉的卓越思想或方案。

关于宗教教义的真诚，不同的在于慈悲心，我们将在有关理性的争论中碰到该议题。如换个别的说法，理性纯粹是民主的亲生儿。

基于逻辑推理之论证，居然为实现民主的理想─谋广大人民的福祉，而为此理念和纲领斗争的时候，民主制度会保持正常的运作。

虚无主义的民主是缺乏理性的民主，在没有民主的政治世界里要发展理性也会困难重重；而缺乏理性的民主，就往往变成了独裁专政，或法西斯主义统治。

独裁者的政府实行的是一套逼迫和高压的强权，老百姓完全没有机会发出批评政府的声音。

法西斯主义追求服从的信念。独裁专政或法西斯主义根本不讲求理念和论证。除非获得掌权者的允许，决不可向公众灌输上述理念，因此，人民拥有发表见解的空间是十分有限的。

那么，随之将会发生甚么呢？为什么也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化解以消除正在发生着的各种喧闹呢？为什么当今正在发生着的恰恰是用理性裹住的各种各样的情绪？

政治理性之消失产生了政治词典瑰宝里的一个著名术语─“后真理”，一个近年来颇流行于文字媒介平台的词语。此语并获得《牛津词典》授以2016年词汇之殊荣。

据罗兰蒂Llorente (2017)认为，“后真理”此一术语反映社会政治环境里的客观和理性让步给情绪，或者让步给维持信仰的某一种渴望，尽管情况不符事实。

对于“后真理”时代，弗朗西斯哥•罗塞尔斯Fransisco Rosales (2017)写道，任何看起来正确的东西，比事实真相本身还来得更加重要呢！关于这里所指的事实真相就是指某一根源于理性化、有事实根据以及富客观性的事物。

于是，“正确”属于基于自信与情绪的范畴，无须经过包括争论的公众考验期，含意相当于“我正确”。

最后，比起对于情绪与信仰之呼吁，则客观事实对公众意见之影响力就大打折扣矣。

那么，在根源于“我正确”的政治形势里，对于任何与“我正确”对立的人就可使用包括散播仇恨、迫害及假消息等一切手段进行消灭。

这就是政治界里产生暴力的开始，是造成社会混乱的根源。而且，当上述“我正确”的状况被具煽动性(不论在朝或在野)的政客和民粹主义者所利用，那么看到的将是社会治安变得相当恶劣的政治现实。

于是，像在这样的民主框架下，人民的选择诸如对于喜欢、偏袒以及保守与否的感觉，却常常被各色各样非理性的情形所左右了。

但是，尊重公众智慧的民主是指有质量的选择，此乃由人民对所有按照常识原则进行运作的情形，做出一种理性的认知之后决定的。

简言之，每一位参加竞选总统和副总统的候选人必须知道一项重要的情形，就是如何做到听从选民的要求，就要通过预测印尼愿景的结构纲要而更加理性地列出我们国家所涉及的诸多问题。

本纲要在尚未有一张可以实现把印尼建设成为一个现实主义、安定繁荣社会的路线图时，就变得十分之重要，因为它不是仅仅停留在惯常由竞选诸公所贩卖的修辞学上的许诺而已。

曹世木 译

*注明 : 本文摘自雅加达《罗盘报》评论文章,原标题Pilpres sebagai Ajang Rasionalitas Publik, 作者: Jannus TH Siahaan (社会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