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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印尼华裔教育家李登辉 留美归来创办英校(2)

2019年1月15日

执掌复旦26年

李登辉从1913年当上复旦大学校长,长达23年,相信这是个世上少有的纪录。前前后后加起来,连同在复旦公学和实验中学在内,他总共在复旦校园内服务了约40年。他在任复旦大学校长期间,尽管校务繁忙,但仍先后担任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进化学、拉丁文、德文、修辞学等诸门课程,教学之余,他又编撰了许多教材和专著 。

李登辉与人言及复旦前途,每每提到牛津、剑桥、耶鲁、哈佛,他的目光紧紧盯住这些欧美名校,要与它们并驾齐驱。他借鉴人家的办学方式,但绝不会全部照搬。例如,耶鲁是一所极具宗教色彩的学校,李本人亦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可是他绝不要求学生信教入会。后人注意到,世界闻名的哈佛大学商学院设于1908年,复旦设立商学院,仅晚哈佛9年。1920年,美国哈佛、耶鲁两校开办教育系,李登辉同时在复旦试设教育科,可谓丝毫不落后于世界最先进的教育潮流。

李登辉认为,复旦的教学必须优于英国和美国人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大学,并且必须与美国大学程度上衔接,使不能去外国留学的学生也能够进修高深的学术。1915年7月,李登辉参照母校耶鲁大学的课程说明书等文献,制定出复旦综合课程课程体系,它由课程、教师、教材、学分、学时、必修和选修几方面组成。

李登辉决心把复旦变成中国的耶鲁。由于复旦毕业的学生品学兼优,1920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加利福尼亚大学等名校致函李登辉:凡复旦大学毕业生,可直接升入上述美国名校,无须再进行考试;复旦各系科考试成绩在70分以上者,被美国各大学普遍承认。

李登辉对大学风气的信条是“大学之教,百家渊薮”。他恪守马相伯“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的办学信条,创导“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办学理念,所以被邀请来校为学生开讲座的,有形形色色的代表人物。如保皇派的康有为,逊清王爷项俊卿,国民党的朱执信、廖仲恺、何香凝、于右任、胡汉民、戴季陶、陈立夫、陈布雷、陶希圣,共产党的陈独秀、李大钊、陈望道、邵力子、恽代英、萧楚女,托派的叶青、李建芳、邓学稼,国家主义派的曾琦、左舜生、李璜,“玄学鬼”张君劢,社会党党魁江亢虎,以及著名教育家黄炎培、马君武、蒋梦麟、陶行知、陈鹤琴,经济学家马寅初、国学大师柳翼谋、唯识论学者熊十力、乡村教育派晏阳初,著名作家鲁迅、郭沫若、胡适、茅盾、叶圣陶、丁玲等。

李登辉在领导复旦时,印尼糖王黄奕住(Oei It Tjoe,1868-1945)在1921年捐了一万元给复旦盖一栋楼。这座1922年落成的“奕住堂”。1927年,李登辉突破旧传统,开始在复旦招收女生。1928年,印尼的另一个商人陈性初捐了白银二万两,兴建复旦的女生宿舍,但是,它后来在战争中被日本人轰炸而全部毁掉。

李登辉曾提出“服务、牺牲、团结”的复旦精神。他指出,在五四运动时,北洋军阀政府中身居高位的留学生被青年打倒,国民党政府中,在五四运动中打倒他人的人,现在又必须他人起来打倒。在国民党中,“有许多号称革命领袖的人物,怕只是投机成功的专家”。他认为个入的道德品格不立,一切社会、政治、经济改革都是一句空话。1930年,他在《成功的意义》一文中说,只有以牺牲、博爱换得的成功,才能万世不朽,与日争光;只存丢开了自己私人的成功,而致力于大众的成功,忘却小我、致力大我,才能受万流景仰、百世师宗。1943年,李登辉处在敌伪的上海,他仍然教育学生:“诸生当切记复旦之精神为牺牲与服务,出校以后务须发挥复旦之此种精神”,“以爱护其国家”。抗战胜利以后,李登辉发现国民党更加腐朽,对国事忧心如焚。他在一封信说:“世风较前更下,人心较前更险,国民道德普遍低落,上下交征以利,寡廉鲜耻,莫此为甚”。

抗战期间原复旦大学校址为伪上海大学占用,多所损毁。抗战胜利后,复旦迁回上海,与补习部合并,两地师生人数骤增,原已有损坏的校舍远不能满足需要,李登辉就带领全校师生用数月功夫拓建新校舍。其后,李登辉虽已患盲疾并辞去大学校务,但仍随时关心学校。直至弥留之际,仍念念不忘复旦大学和附中的教学。复旦大学的老校友常常以崇敬的口气谈起李登辉先生的高尚人格和博深的学问。李登辉不慕荣利,以毕生从事教育文化事业为己任,为此他几次辞谢高官,而把全部精力献给教育事业 。

1947年7月5日,李登辉在学生毕业典礼上发表演说,再次阐述复旦精神的含义。他对大学毕业生说,你们现在穿的是学士制服,“你们穿了以后,应当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应当从此对国家有所贡献”,“应当对社会服务,为人类牺牲”。“特别是在中国,我们还需要团结。全体人民团结,中国才有希望”。“服务、牺牲、团结,是复旦的精神,更是你们的责任”。“服务、牺牲、团结”是李登辉先生对复旦师生校友的嘱咐。这是一个爱国的老教育家的恳切希望,更是他留给复旦大学的宝贵精神财富。

忧国忧民的爱国精神

李登辉是一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民主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的热情非常强烈。20世纪初,他在新加坡认识了林文庆医生。1905年再度访问槟城时,又结交了伍连德医生、辜立亭医生。他们都有一个特点:忧国忧民。同年,34岁的李登辉在上海青年会演讲时,曾经说了这么一句话:“外国人办得好的事,我们中国人也可以办,不一定要外国人来办。但我们要吸收外国人的长处,发挥中国人的智慧。”由此可见,他是一个很有民族自尊心的中国人。

早在南洋任教期间,他就加入了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先生进行革命活动。在吴泌复旦公学期间,有一天,李登辉坐火车去吴宋,在车上听见有一妇女呼叫。闻声赶去,见三四个美国水兵正在调戏一位中国村妇,李先生气愤地用英语斥水兵无礼。但其中一个水兵蛮不讲理,竟抢了李登辉的手杖扔出车窗 。李登辉愤不可遏,撕下这个水兵的肩章,水兵遗帽仓皇逃遁。事后,李先生在报上撰文揭露此事。据说后来美领事只得道歉,并处罚了水兵。

五四运动期间,李登辉站在爱国主义立场上,任国民外交后援会及华侨联合会会长,对救国运动不遗余力,而且还旗帜鲜明地支持复旦学生运动。当时复旦大学学生联合上海其他学校致电北京政府,抗议北京政府镇压学生,李登辉等人对学生说:如此力量是不够的,应该联合上海各大中学校,有一个比较永久的组织,方足以应付未来。复旦学生根据李校长的意见,就派人联络各校,很快地成立了上海学生联合会。难能可贵的是,在九一八事变后。李登辉不仅提倡抵制日货,并且还同情和赞助学生发动对日武力抵抗的要求。

1931年9月21日,在校长李登辉主持下,复旦举行国难纪念周大会,师生员工二千余人庄严宣誓:“从今以后,献身祖国,终身为恢复民族光荣而努力。”并致电蒋介石,要求“团结抗日”。会后成立了“复旦大学抗日救国会”,组建120余人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决定男生参加军训,女生练习救护,为参加抗日作准备。还成立复旦大学军事训练委员会,由化学系主任林继庸教授担任主任委员,加强对学生军事训练的领导。

1936年的一天晚上,政府突然出动600多名警察闯进复旦大学,叫嚣着要抓捕反动分子。李登辉当时已64岁高龄,听到响声后立刻爬起来,披上衣服就冲了出去,大声质问警察为什么抓人。警察们看了一眼这个貌不惊人、衣冠不整的老头子,也没当回事儿,继续抓人。李登辉一下子火了,冲上去就拉扯警察,想阻止他们抓人,结果被警察一拥而上,揍了一顿。李登辉吃了大亏,自然不会善罢甘休,连连向上级反映。可惜的是,李登辉不但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反而被迫辞去了校长的职务。

后来,很多人想请他重新出山,但李登辉都婉拒了。到晚年时,他深情地说:“我一生只在复旦,一生只当复旦的教授,一生只做复旦的校长。”对那次导致他被迫辞职的事,他表示绝不后悔。

抗日战争爆发后,复旦大学西迁重庆北碚黄桷树,部分师生因困于环境不能成行,李登辉就在公共租界内开设复旦大学补习部,坚持教学。为躲避敌伪的压力,他带领师生三迁校址,最后在赫德路〈今常德路)赁屋开学,直至抗战胜利。大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占领上海,计划收买李先生。李先生面对敌伪威胁引诱,毫不动摇。他以“三不主义”昭示师生:一,不向敌伪注册;二,不受敌伪补助;三,不受敌伪干涉。“三不”不行,则宁可停办学校”,保持了高尚的民族气节。

复旦的保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网无羁绊”。正是复旦校训和校歌中唱到的这些精神,让复旦成为中国最好的大学。“善教者使人继其志”,李登辉主持的复旦大学也成为培养大学校长的摇篮。他也被称为复旦的保姆。李先生培养的学生中有竺可桢同志那样的杰出的科学家,不能不说是一件了不起的事。从复旦走出来的这些毕业生们,秉承李登辉的办学精神,为中国高等教育建设披肝沥胆,百折不挠,勇攀高峰。

李登辉平生最得意之快事,就是有众多学生循着他的足迹,孜孜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建功立业,他为复旦大学所培养的学生多学有所成,其中担任大学校长的至少有二十六人,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极为罕见,他被世人誉为“人伦师表”,为维持和发展复旦大学作出了巨大贡献。这二十六位弟子先后出任大学校长是: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大同大学校长胡敦复、清华大学及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安徽大学及浙江大学及四川大学校长程天放、持志大学校长何世桢、清华大学及复旦大学及英士大学校长吴南轩、四川大学校长黄季陆、国立南宁师范学院院长黄华表、大同大学校长曹惠群、国立劳动大学及江南大学校长章渊若、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浙江大学校长郭任远、国立上海商学院院长裴复恒、安徽大学及台湾东吴大学校长端木恺、北洋大学及青岛工学院及武汉测绘学院院长金通尹、燕京大学副校长郭云观(正校长由美国人担任)、岭南大学及暨南大学及中山大学正副校长陈序经、西北农学院院长周伯敏、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广西大学校长陈剑翛、英士大学校长许绍棣、复旦大学校长张志让、北京农业大学校长俞大绂、第五军医大学校长蔡翘、陕西师范大学校长陈立人、上海城市建设学院院长巢庆临。

复旦校友、《新闻报》记者赵世洵回忆,他想给校长写一本传记。说明来意后,老人连连摇头:“我从来没有保存过我的记录,我的过去没有什么值得你好写的,而且我已经记不清以往的事了!在神的眼中,说不定我还赶不上路边的一名小贩呢!基督的使徒,不全是贩夫走卒吗?他们在那个时代,不避艰难,冒死传道行善,我的言行,能及他们万分之一吗?”

1946年,抗战胜利,为报答李登辉为复旦的贡献,时任校长向各地校友募集了三十余两黄金的颐养金。李老校长知道后坚决拒绝。后经协商,决定扩大募捐,用这笔钱重建了登辉堂。1947年,登辉堂在第一宿舍的废墟上展现新容。

1947年9月,为复旦和中国教育鞠躬尽瘁的李登辉离开人世。一位学者撰文说:一位真实的基督徒离开我们而去了。当李登辉逝世的噩耗传出。全国交化教育界皆为震惊,特别是散在国内外的复旦校友纷纷致函电吊唁。已故的陈望道校长与李登辉先生共事二十多年,他在追悼李登辉先生时曾撰文说:李登辉先生“是复旦传统的象征”,他“专为青年的发展、中国的进步办教育”。

由于种种原因,曾经为复旦这所著名学府做出过杰出贡献的李登辉校长,没有留下太多痕迹,在绝大部分复旦师生眼中,先生的形象也模糊不清。

但历史是不会忘记这位为复旦贡献毕生精力的老校长。2005年,复旦大学为纪念复旦老校长李登辉先生建立了腾飞书院。复旦大学邯郸路校区有一条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路——登辉环路。另有一座相辉堂,是以马相伯和李登辉这两位复旦大学校长命名;在重庆的复旦大学旧址有一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小楼——登辉堂。(续完)

 郑来发(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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